只是有一次,“我们大家都在劳动,凿井、种菜、浇菜……菜地旁边突然起了个坟堆,我就听到她说,死的人多冷啊,坟地里草都没有……当时是夏天,我还奇怪她怎么会想到冷”。事实上,那时候的杨绛刚刚遭遇丧婿之痛,他们的女婿王德一,批斗中不堪受辱自杀了。
1980年,《干校六记》出版,钱锺书写了一段意义深远的“小引”,“我觉得她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一般群众”都得“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
待《六记》出版后,叶廷芳才恍然大悟:“原来她当时不光是在那儿写信,我本以为她在写内心的痛苦和独白,但是书里没一个字关于阶级斗争,而且也没写我们这些人的名字。”
“她就是这么的含蓄,没有一点complain(抱怨),反而更感人,因为没有一句protest(抗议),真是个高贵高尚的灵魂。”采访中说起《六记》,傅聪感慨无限,“79年我第一次回来去北京看他们,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杨绛先生老是嘀咕嘀咕地说‘至少勿要害人’(沪语),她这话重复了很多次,几乎是喃喃自语,里面包含多少辛酸、多少折磨啊!那时‘文革’刚结束,可见在她心里有多深的创伤。”
李文俊告诉记者:“运动中被人家整的人,杨先生是很同情的,就像郑土生,当时过得很差,他想自杀,她就劝他想开点,还帮他写文章,解决他的困难。”
“杨先生的笔仿佛既是放大镜,又是望远镜,在洞察那个不幸时代的历史进程,在审视那个荒唐时期的艰难人生。”从郑土生日后的文字中可见其感恩之情,“在她温文尔雅,慈眉善目的外表下,有一颗刚强不屈的心;她有主持正义,不顾自己安危,救人于危难之中的胆略和气概。”
为默存而“默存”
风里孤蓬不自由,住应无益况难留。匆匆得晤先忧别,汲汲为欢转兼愁。雪被冰床仍永夜,云阶月地忽新秋。此情徐甲凭传语,成骨成灰恐未休!
钱锺书的《代拟无题七首》当年是为杨绛的小说人物而作的,据杨说,他原本还不愿意,杨嗔怪道,自己为他《围城》写了白话“歪诗”(苏文纨的雕花沉香骨扇上有首情诗,即杨代笔之作),而今自己的小说要几首典雅情诗,为何不得?“默存无以对,苦思冥搜者匝月,得诗七首掷于余前”,杨一看,“韵味无穷,低徊不已。绝妙好辞,何需小说框架?”为此,她打消了创作念头,“得此空中楼阁,臆测情节,更耐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