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清华时，杨已开始写作并发表作品。她的第一篇散文《收脚印》(1933)和第一篇小说《璐璐，不用愁！》(1934)都受到任课教师朱自清的嘉奖，并推荐至《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1936年《璐璐》还被林徽因选入《大公报丛刊小说选》。
解放前，杨绛发表的短篇小说《小阳春》被收进《新文学大系》；1978年后，她又创作了《“大笑话”》、《玉人》、《鬼》、《事业》等短篇，后收入1980年出版的《倒影集》。其中，《“大笑话”》和《事业》分量最重、篇幅最长。作品中的陈倩、周默君、陈倚云等都是才智非凡、工作忘我的知识女性典型。后两位老少校长，反映了杨绛青年时代的某些经历，她自己曾任振华女校上海分校校长，换句话说，也当过“行政干部”，尽管她自谦“我不懂政治”。
早在艰难的抗战时期，中共上海地下党曾在文艺界组织了二十多个职业剧团开展戏剧救亡运动。刚从国外回沪的杨绛，在陈麟瑞(笔名石华父)、李健吾等人的鼓动下，业余创作了四幕剧《称心如意》。此剧在金都大戏院上演，由黄佐临执导，李健吾也粉墨登场扮演剧中一位老翁。杨绛虽是剧坛新手，但“出手不凡，功底深厚，初出茅庐便一鸣惊人，《称心如意》引来阵阵喝彩声”。看过此剧的赵景深在《文坛忆旧》中评议道：“此剧刻画世故人情入微，非女性写不出，而又写得那样细腻周至，不禁大为称赞。”
此后，杨绛又创作了喜剧《弄假成真》、《游戏人间》及悲剧《风絮》，延续英式戏剧传统，讽刺人性的弱点，幽默人生的悲欢，柯灵赞她“解剖的锋芒含而不露，婉而多讽”。
1945年，夏衍看了杨绛的剧作，顿觉耳目一新——“你们都捧钱锺书，我却要捧杨绛！”
1958年，年已47岁的杨绛下决心“偷空自学西班牙语”，从原文翻译《堂吉诃德》。她无师自通，锲而不舍地完成了这项庞巨的翻译工作。未完译稿历尽磨难，“黑稿子”在“文革”中“被没收、丢弃在废纸堆里”，“九死一生”，总算逃过劫难。
1978年4月，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出版，同年6月，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她应邀参加国宴，邓小平惊讶道：“《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此事一言难尽，杨绛忙于和西班牙皇室握手，无暇细谈，只好答非所问：“今年出版的。”
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奖给75岁的杨绛一枚“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表彰她对传播西班牙文化所作的贡献，向来低调的杨绛，只得接受电视新闻镜头的闪光一照。
说起翻译，这位大家的第一篇译文还是当年叶公超布置的“作业”。
清华读研时，杨绛已和钱锺书确立恋爱关系。一次叶请她到家里吃饭，饭后拿出一本英文刊物，让杨译出其中一篇政论《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说《新月》要发表此篇译文。她当时心想：叶先生是要考考钱锺书的未婚妻吧？只好迎接“考试”。此前她从未学过、做过翻译，虽在政治系毕业，但对政论一向无兴趣。别说翻译，对她这个姑娘家而言，读这样的文章，难度也可想而知。然而，她硬着头皮交稿时，叶公超却说“很好”。不久，《新月》就发表了她的这篇“处女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