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暴虐横行、风声鹤唳的年代，瘦弱的杨绛还有过“壮举”。
“外人看去她是柔弱的娇太太，面对阶级斗争肯定吃不消或者往后退缩的样子，但有一次，她真的让我刮目相看！”叶廷芳向记者回忆了1966年夏的一次批斗会，“‘文革’初期钱锺书被贴了大字报，杨绛就在当中一角贴了个小纸条澄清。后来群众批牛鬼蛇神，全所一百多人面前，把八九个人都拉出来批斗，站一排，杨绛站在最右边，当时一起被批的还有宗璞、邹荻帆、李健吾等，其他人都低着头，你说什么都接受，就算不符合事实也不敢说话，就她一个人，脸涨得通红。他们逼问杨绛，为什么要替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翻案。她跺着脚，怒不可遏地据理力争：就是不符合事实！就是不符合事实！这次以后我就对她刮目相看了，一方面是她的勇敢行为，另一方面是她对丈夫的忠贞，绝不允许有不符合事实的批判。”
“杨先生是非常较真的，‘文革’初清洗厕所，污垢重重的女厕所被她擦得焕然一新，把我吓了一跳，也顿生敬重之心；她给钱先生改大字报的事，若是我们肯定说不要贴，但她就会打着电筒去找去修改。”1970年7月，初下干校的张佩芬和杨绛同被分在河南息县，在四人间的“干打垒”小屋中有过半年“联床之谊”，张的印象中，杨绛在干校时少言、自制，相熟后会用她特有的方式“让我们开朗起来”，例如坐在小马扎上轻声叙说家人趣事。
“我听杨先生讲，她削苹果一刀削到皮不会断，而且薄，所以她爸爸只吃她削的苹果。说到钱先生，杨先生总是嘲笑他生活‘无能’，左右脚穿错鞋，说他下干校‘打前站’时把脏衣物都打包寄给她，诸如此类的。但说到学问，她说自己是钱先生的尾巴。他们俩互相非常尊重，钱先生对她非常崇拜的，从来不说她不好，还说她翻译得比自己好多了。”
1969年11月，年近花甲的钱锺书告别妻女先下了五七干校，学问通透的他，侍弄煤、锅炉却是外行，水总是烧不开，被大家笑称“钱不开”。半年后，杨绛也来到干校，两人不在一个连，但能偶尔相聚。
据叶廷芳回忆：“两连在地界上是毗邻的，差距一里左右。我和杨绛都在‘菜园班’，她当时也快六十了，白天由她看管菜园，她就利用这个时间，坐在小马扎上，用膝盖当写字台，看书或写东西。钱锺书担负送信工作，每天下午四五点左右，他去‘公社’取件时，总要绕道百十来步到我们这里看他的妻子，我们看到她把写的东西递给他，他一般就站在那儿也不坐下来，拆下来看看，聊几句就走了。”
在信阳的日子，杨绛依然寡言。据叶说，她和别人不同，似乎总是“笑嘻嘻的”，“我们当时都叫她杨老太(因为当时有个歌)，全所的群众会上，她发言也不多，你看不出她忧郁或悲愤，总是笑嘻嘻的，说‘文革’对我最大的教育就是与群众打成一片。”
